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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是“第三代打工作家”曾上电视走红毯如今41岁却穷困潦倒
时间: 2024-06-04 06:40:17 |   作者: 乐鱼入口

  作家邬霞获颁深圳青年文学奖的时候是39岁,早已不算青年了。她14岁来深打工,16岁躲在工厂宿舍的铁架床上用笔写作,25岁收获关于她的报道《打工妹痴迷言情小说,手写300万字》,那是16年前的都市报风格。如今,她所有工作过的工厂都已消失,要么倒闭,要么迁去了东南亚。倒是居住的地方,距离打工的第一个工厂,直线公里。

  离获奖又过去了两年,如今她41岁了,一晃27年,从童年到中年,与其说她一直客居深圳,倒不如说她一直待在宝安区西乡街道一个半径不过两公里的圆内。她当然搬过家,从步行范围内的一个城中村搬到另一个。上一套房子就租了二十年,她在那里成为打工妹,又变成打工作家,进厂又离厂,结婚又离婚,生下两个女儿。直到两年前,深圳轰轰烈烈的城中村改造工程,要将他们居住的简易楼提升成白领公寓,才被迫搬离——她当洗碗工的母亲,用一个小推车,把全部家当以蚂蚁搬家的方式一点点挪,所以也搬不远。

  我们约在共乐社区的栅门前相见,后者是疫情时代的产物。共乐社区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,贴面而立的握手楼,最低五层,最高十二层,如同苦夏之人垒起的积木,满是漫不经心之貌。握手楼的夹缝之间是仅容一人穿行的阴暗小巷。正值午后,四通八达的小巷里行人匆匆,电单车、三轮车穿梭往复,整个共乐社区就像一只懒洋洋趴在地上的巨型章鱼。

  邬霞的家还在城中村更深处,需要左转再右转,拐弯再转弯。她说那么多的快递员,只有一位能准确无误找到她家,因为那位自己就住隔壁。

  这是我们约在栅门相见的原因。邬霞个子瘦小,扎一根马尾,穿一件半新不旧的T恤,后来才知道,那是她母亲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。没有打工之后,邬霞一直待在家里,只剩下写稿卖钱,于是可以想见她的穷困潦倒。她将城中村搬家的经历写成了一篇《深圳搬家记》,极尽困窘之苦,投给了由深圳市举办的第七届打工文学征文大赛,荣获优秀奖,我们见面时刚刚领到200块奖金。

  我在网上搜索了这个征文比赛,有些好奇这个时代都会产出什么样的打工文学。其中,小说类金奖确乎颁给的是一位有着打工经历的作者(虽然后来他开了十年工厂),大概是因之与时俱进,他的小说主人公不再是工厂仔,而是商海沉浮的老板。邬霞参评的散文类金奖则颁给了一位曾经的晚报记者,如今的某地作协副主席,散文名是报社所在的地址。

  打工文学已经不流行了,邬霞说,现在流行的是送快递送外卖的作家,大家不说工厂的事了。这也是怎么回事她的书卖不好。

  宽泛的说,送快递送外卖也是打工,但在当代史上,确乎有那么一段时期,“打工”是与“进厂”联系在一起的。那是属于前三十年的旧事,一代代中国人离乡背土,组成被社会学家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和平迁移运动,目的是为了来到东南沿海,换一套工衣,进厂打工。其间的中心,自然是深圳,最为壮观的工厂丛林在此拔地而起,又以彼时还处于关外的宝安、南山为最。工厂流水线生产成千上万种商品,也流水线一般制造男工女工。那是“世界工厂”勃然而兴的时候,有多少荣耀就制造多少痛苦,14岁的邬霞离开四川盆地,辍学打工,不过是期间最微不足道的一个例子。而文学也就此而生,只要打工仔打工妹拿起笔,因为痛苦是文学之源。1991年,“打工文学”的提法首次在深圳文坛出现,到了邬霞这,她已经被划为了第三代打工作家。

  许多年前,在另一个深圳的城中村,我也曾经寻找过一位第三代打工作家的蛛丝马迹。那是一位名叫许立志的工厂诗人,曾将工厂的螺丝形容为“铁作的月亮”。在他跳楼自杀后,我去了他寄居的城中村,去了他跳楼的大厦,还去了他的乡间老家。我至今都记得,他的老父悲伤地说,许立志辞工后,想去深圳书城工作,为此还写了自荐信,“但他一开始就错了。他太年轻,看不懂。书城是卖书的,他只想去看书。”

  后来,一家出版社为包括许立志、邬霞在内的六位打工作者各出了一本诗集,活下来的几位还一起参演了纪录电影《我的诗篇》。在我的印象中,那几乎是深圳“打工文学”最后的高光时刻。如今,就像邬霞所说,工厂叙事让位给了送快递送外卖的零工经济,她曾经深恶痛绝的工厂都消失了,南山区成了高科技产业的代名词,宝安区的房价也涨上了天际,倒是深圳,常住人口在今年首次录得负增长。

  这也是为什么,看邬霞的书总会产生一种遥远之感,就好像看见撕下的日历。而她的书也确实卖得不好。她一共出版了三本书,第一本不必说了,是西乡街道办的扶持项目,并未公开发售。她有一位宗亲出钱加印了200本,在宗亲大会上广为发送,但结束时才发现,宗亲们只是将她的书丢在酒店里。第二本就是诗集,出版社说销量超过5000册就有版税,她到现在都没收到,那就是没有卖到了。去年,邬霞出版了第三本书,是一本非虚构文集,将工厂往事与一家人的深圳故事融为一体,就我的观感而言,是三本书中写得最好的。但一位搞音乐的年轻人自告奋勇拿了100本去卖,回头就跟她说,姐姐,没想到这书比我的专辑还难卖。另一位打工作家和她交流经验,说卖书难过卖猪肉,她深以为然。

  我看到一张张疲惫的脸,个个都昏昏欲睡……总查朱桂花是个重庆女孩,二十岁,很开朗活泼,她想打瞌睡,直叫:“妈妈,妈妈,我的妈妈。”江西女孩冬梅和她年纪一般大,性格相近,笑着说:“你妈妈在家里,听不到。”朱桂花说:“我妈妈在家睡得正香,她不知道她女儿有多可怜。”

  有一次到了休息时间,包装部大多数人齐声趴在台面上,客户见了,问是不是工人们得了病。

  我跑到冲凉房里攀上了窗户,想做一次自由落体运动,那一刻,我的大脑一片空白。妈妈很快追了过来,用力把我拉了下来,她吓得脸色惨败。

  要说一点期待没有也是假的。第三本书的出版邀约是疫情正烈之时,共乐社区常常凌晨突击封闭,许进不许出。有一晚也是这样,听说社区要封了,邬霞拉着大女儿跑去栅门边,她的当洗碗工的母亲还没有下班归来。远远地母亲来了,看见要封锁,掉头就走。她担心第二天出不去,要耽误上工。她朝邬霞喊,我不进去,不然上不了班。邬霞喊,你去哪里住?没有睡的地方。妈妈说有的,电影院那里,她要露宿。就是这时,邬霞脱口而出,我要卖书了,说不定卖得好。

  第三本书虽然还没拿到版税,倒是也带来过一些收入,宝安区文联有奖励政策,每一个定居宝安的作者出版成功,都能拿到5000块奖励。这是她要告诉我的另一件“趣事”:当时正值她的两个女儿新学年要开学,因为没有深圳户籍,要入学就要办租赁合同,但房东甚至不和她见面。一位共乐社区的网格员告诉她,他有办法,不过需要5000块。于是,钱还没捂热,就又进了别人的腰包。但网格员拿钱不办事,微信不回电话不接。一位保安听说后,不屑地说,那个毛肯定把钱输掉了啦。她慌了神,打市长热线,第二天街道上门了解情况,问事情经过,纸笔记录。先是她的妈妈说,说着说着她就哭了。然后是邬霞说,说着说着她也哭了。

  “我心里想,她不应该哭,不应该在他们面前展现这么弱的一面,也没什么用。没想到过了一会儿,我的眼泪也下来了。”邬霞哈哈笑起来,好一会儿才停歇。我想,这就是发生在邬霞身上,打工作家和文学的故事。

  邬霞的家在小巷深处,用围墙围起来的一栋二层小楼,月租3600元,她和父母,以及两个女儿住在一起。平心而论,能以这个价位在城中村租到两层小楼,换得一家团聚,可谓物美价廉。就像她说的,房租不贵,是我们没钱。

  但小楼当然也没有看上去那么好,二楼房顶漏风漏雨,又因房间狭小升温极快,偏偏深圳的夏天既热且久还有台风,在那里待下去考验人体极限。于是,她们一家人都挤在一楼的唯一一间卧室。里面硬塞下两张床,她的父母一张,她和两个女儿一张,两个女儿睡床头,她横躺在她们脚边。但一楼也没有那么安全,有一天早上,她起床给两个女儿倒水喝,回到卧室,发现床上一块石灰,天花板裂了。大女儿向她报告,石灰砸了妹妹的脸。她一看,小女儿头发缝里都是石灰。

  当天下午,物业就带工人来检查,承诺维修,同时告诉她,房租要涨了,还续租不?

  辛辛苦苦一个月,钱都给了房东。这里特指邬霞妈妈的工资,邬霞没工作,稿费只能说聊胜于无,按时交租都要仰赖65岁的母亲。

  这栋小楼处处可见邬霞母亲李金秀的痕迹。客厅里四个电风扇,她捡的;存放女儿作家培训班结业证书、打工文学获奖证书的柜子,她捡的;吃饭的茶几,坐的塑料凳,也是她捡的。邬霞的T恤、裤子、耳环都可以交给她承包,今年端午节,她捡来一家人吃的粽子。在这个丰裕的社会,人们对舍弃有多么随心所欲,李金秀捡回来的东西就有多么无所不包:她捡过两只乌龟,可惜被老鼠拖走了,她又捡回来一只兔子,每天喂它吃剩饭。

  进到房间,我瞥见了一本《父权制与资本主义》,正讶异于打工作家对阅读风尚的敏锐,邬霞就说,妈妈捡的。

  李金秀每天在餐厅洗碗九小时,上午八点到中午十二点半,回家休息,下午五点前返工,晚上六点干到十点半。她捡垃圾的时间都是放工后的深夜,拉着小推车穿行在附近的大街小巷,没用的卖掉,有用的带回家,有时就要捡到凌晨三四点,回家眯上几小时,新的开工日又开始了。

  邬霞说,母亲有时就会很失落,毕竟她已经老了,本不应该再打苦工,都是自己没用。最近她发现,母亲似乎变矮了,她的驼背更严重了。李金秀有面瘫,她的嘴歪了,一只眼睛耷拉着,得用手指才能掰开。吃一口粽子,李金秀崩落了三颗牙。为了能应聘洗碗工,她将头发染成黑色。李金秀还有焦虑症。

  李金秀和邬霞曾经在同一个工厂打工。邬霞那时14岁,年纪太小进不了厂,借了旁人的身份证改成20岁;她那时37岁,年纪又太大,于是将年龄改成了27。母女俩相差7岁,人们以为她们是姐妹。

  指导工阿利也跟妈妈认识,有一晚妈妈所在的4组不用加班,她对妈妈说:“你来帮你妹妹加班。”妈妈纠正道:“是我女儿。”阿利惊讶道:“天啊!”妈妈问:“我可以来替她加班吗?”阿利说:“可以。”

  如此又过去二十年。已经衰老了的李金秀从厨房踱过来,端着一碗生地瓜让我们吃,生地瓜祛了皮,切成小块,像水果一样。她的背佝偻着,脸上扯出微笑,一种温和的强悍性情和深深倦意都刻在眼角。

  李金秀用一只睁开的眼睛看向我。她说,打工一辈子,钱没挣着,人老了。你看我现在成了个什么样子。

  1989年,邬家生活在一个叫潮水村的地方。一对夫妻,两个女儿,直到世事如潮水将他们冲向远方。最早来深圳的就是李金秀,农闲时,她用一根扁担,一头挑两个女儿,一头挑砖,一匹才三分钱。当亲戚从深圳拍来电报,告诉她可以进厂时,她毫不犹豫地出发了。走的那天是夜里,还是小孩子的邬霞和妹妹睡着了,她不敢叫醒她们,在伸手不见掌的黑夜中踉跄而出。两天两夜的火车,然后来到一个新世界。

  在深圳,新世界凭空降临,旧世界也还未隐退。大片的稻田、鱼塘、荒山包围着工厂,进厂的路是乡间小道,如今的宝安区政府是稻田一片,而共乐社区,则是荔枝林。李金秀租在废弃的农民房里,第一晚点亮煤油灯,一颗死去的老鼠头在瞪着她。然后就进厂,那时候厂少人多,18-22岁,工厂只要最年轻的,报名的人还是多,那就考试,李金秀考过26个英文字母,考过一元一次方程组,考过应用题“怎么帮助犯错的同事”,虽然她只是想去工厂剪线头。晴天雨天,她辗转在进厂和找厂的路上:四海手袋厂、超旺塑胶厂、爱国制衣厂、致富电子厂……在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,无数人想要致富和超旺,而像李金秀这样的人,能依赖的只有汗水:白天七毛钱一个钟,晚上八毛钱。而这也没有那么容易。李金秀亲眼看到两个门卫将一个没戴厂牌的女工按在花圃里。在四海手袋厂,一个工友,扣除住宿、工衣、各类明目的罚款,第一个月只领了四毛钱,他去厂外买了一节甘蔗,吃完了工资也完了。超旺塑胶厂没几个月就倒闭,暂住证失效,工人们无处可去,又害怕治安队员巡检,只好躲去了一栋高楼的楼顶。在夜晚的高楼,一片漆黑之中,李金秀看见了深圳湾的霓虹闪耀,与自己身处的仿佛两个世界。

  1993年7月16日,李金秀记得好清楚,她进入了日资的高松制衣厂。第一个月领到172块钱,2块做寄费,150块寄回家作两个女儿的学费,她只留了20块钱自用。李金秀从不吃早饭。然后,先是邬霞来了,再是丈夫来了,最后小女儿也来了。一家人都进了厂。得知女儿不想再读书的那天晚上,她哭了一整晚。

  在工厂,邬霞开始写作。大姑听说后,在电话中对李金秀说,她什么文化,还写小说,脑子有没有问题?但李金秀支持女儿,写作也是为了这个家,谁又想真的当一辈子工人呢?她说,你拼命写。第一次投稿失败,她说,你再写一篇。为了给女儿腾出时间,李金秀帮她洗衣服,旁人问,为什么不让你女儿自己洗,她一笑了之。

  邬霞满18岁这一年,终于受不了离开了高松厂。下一个来的是不满16岁的小女儿,她总是哭着上班,没几年也偷偷辞工,不敢告诉妈妈。只有李金秀一个人留了下来,在高松厂,她干了17年。她听说,日本老板在本国请1个工人,在深圳可以请19个。这就是高松厂的机器一直轰鸣的奥秘。但廉价的劳力总有耗尽的一天,2009年,日本老板将工厂搬去了越南,厂子倒闭了。李金秀这一年52岁,因为常年站在流水线旁,脚底生了厚厚一层茧子,得用剪刀剪掉。和相熟的工友去照相馆拍照留念,那时她还不知道未来的日子将更加艰难,她挺直着腰板,脸上竟有些释然的笑意。只是当知道因为厂子倒闭,刚交九年的社保不得不断缴时,她才气得哭了一会儿。

  下了班,我迫不及待地走出厂门,一眼就看到了妹妹。我跑上去紧紧地抱住她,泪水立刻涌了出来,着急地问:“你为什么要出来?为什么要出来?”一想到她要跟我一样做苦工,瞬间觉得天塌地陷。

  这天下午,邬霞的妹妹邬丽推着婴儿车来了。她没坐公交也不打车,顶着37度的浓浓烈日在大马路上步行了二十分钟。越是想少晒点太阳,她就走得越快,越是走得越快,喉咙就越冒烟,而宝宝也晒得越红。直到她拐进了共乐社区阴凉的小巷里。

  她从婴儿车的置物架上端出自己炖的萝卜排骨汤。和妈妈说,我钱也拿不到,气死了。老板天天都跟你说,好,这周这周,好,明天明天,永远是这么讲。

  邬家对于到访者已经见怪不怪,邬丽转过头跟我解释,疫情中,她在一家创业公司做人事,但疫情中创业很难称得上一个好主意。那时她刚怀孕,9号去医院检查,10号老板就通知,要降薪,降一半。她从人事岗被调去做市场经理,搞销售,但问题是,公司的创新产品直到倒闭都没研发出来。从去年拖到今年,即使工资降到离谱,老板也早就发不出了。她被欠了五六万,老板态度好,欠的钱都认,就是没有。有了这笔钱,她就可以给大儿子交学费,大儿子上不了公立高中,私立高中一学年就要七万,去年她已经欠了四万。今年的交费时间又要到了。

  邬丽说,像她们这样的,在深圳不能叫打拼,只能算苦苦挣扎。她的姐姐在旁边表示同意。

  两姐妹只相差两岁。邬霞爱看书,邬丽一看书就头疼;邬霞土豆丝都切地费劲,邬丽能做一大桌菜。曾经有一次,邬丽代替邬霞去领奖,一位颁奖领导没认出来,说,邬霞好像变开朗一点了。小时候,两姐妹喜欢一起坐在土屋的门槛上唱歌,当14岁的邬霞要离家远行,12岁的邬丽还什么都不明白,她一边跑一边开心的大叫“姐姐要打工喽!”等到一家人只剩了她一个,她被寄养在亲戚家,父母按时从深圳寄来生活费,她却因长个儿后没有新鞋,被抵烂了几个脚趾盖。那时候她总是哭,一个人的时候哭,听到妈妈生病了的时候也哭,她无心学习了,她只想去深圳。

  在深圳,邬丽很快也进了厂,是一家玻璃厂。第一天,她跟随人流去工作,又跟随人流去食堂。午休时她发现自己无处可去了,工人们三两成群,她不敢上前说话,在厕所里躲了一个多小时。只做了两天,她就决定辞工。邬霞和妈妈在高松厂,爸爸在另一个厂做保安,她决定去找爸爸。她要坐公交车,还坐反了,差点开出深圳,辗转之余,等到下车,天已经黑了,她一个人走在僻静无人的小道上,那时候摩托党抢劫案频发,抢钱包抢首饰连工人们买的青菜都抢,她倒不觉得害怕,反而是爸爸大吃一惊。

  和姐姐一样,邬丽也有着飞扬的想法。姐姐想写作,她想唱歌。那时候的工厂以及附近的商场,常常举办针对打工者的歌唱比赛,有时邬丽自己报名,有时邬霞帮她报名,她有一副好嗓子,每每得奖,奖品包括一种保健口服液(可能是商家广告),以及一只风铃。

  邬丽在一家电子厂的流水线上贴标签,电子厂举办了歌唱大赛。那是一个周末的晚上,邬霞和父母去听妹妹比赛,说是听,因为他们进不了厂,只能站在电子厂的铁门外。轮到邬丽唱歌了,她唱了一曲《我不想说》。后来才知道,由于邬丽唱的太好,负责放音乐的工友以为原声没消掉,邬丽一边唱,他一边拼命按遥控器。铁门外,邬霞听到了妹妹的歌声,她转头,发现李金秀泪流满面。

  两姐妹都不想当普工了,她们一起去上打字班,要当文员。对于进厂打工的人,有时现实的极限就是一份同样在工厂,但可以坐办公室的工作。邬丽先成功,邬霞去应聘,老板考她把电脑插头插到主机上,她不会,插错了。人生就是难关重重。在当文员的工厂,邬丽遇见了第一任丈夫,老板的小舅子。邬霞劝妹妹,不要这么早结婚,结了婚就没法唱歌啦。但邬丽不听,19岁她就结婚,生下了第一个孩子。

  两姐妹的前夫,在邬家各有简称,姐姐的叫“渣男”,妹妹的是“家暴男”。邬霞的前夫,媒人说他能赚钱,但事实是三十岁生日的时候他因为没钱饿得下不来床,他嗜赌,输掉了邬霞的奖金。他还出轨。最新一个证明他“渣”的例子是,他去学校找大女儿,临走时向她借了一块钱,因为他没钱给电动车充电。现在他重新进厂打螺丝了。而邬丽的前夫呢,邬霞说,工友看见他在工厂车间追打自己的妹妹。

  如何理解两姐妹的婚姻?她们是那个时代数以千万计女工们困境的折射吗?很遗憾,我并未找到任何数据可以证明这一点。深圳当然是一座离婚率高企的城市,农民工的离婚率也一直居高不下,但已有研究大都集中于两地分居的情形。邬家两姐妹当然运气不佳,不然也不会连逢恶人。但就像邬霞所说,工厂才是最封闭的地方。轰鸣的车间、永不止歇的流水线、日以继夜的加班,将她们困于其中。而即使住着十二人一间的拥挤宿舍,孤独与疲惫也常常难以遏止。在何伟的《甲骨文》里,深圳女工最爱听的电台广播是情感热线,在李金秀的记忆里,一位二十来岁的女工做梦都在叫着男朋友阿强的名字,而高松厂的女厕门上确乎有着女工们玩笑般的箴言:“上班匆匆,下班匆匆,不如回家找老公。”1993年,深圳一家玩具厂发生大火,丧生的80多名工人中,只有两名男工,其余都是女工。有时候,她们只是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。

  离开工厂后,不像姐姐藏在家里,邬丽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。随着深圳“腾笼换鸟”,低端制造业退场,对于邬丽这样的厂妹,一个愈发庞杂的就业市场出现了。她去4S店卖过车、搞过人事,因为老板要提拔自己的外甥被换掉;她去一家制造ATM机的公司打过工,在商场站过柜台,还摆过地摊;她碰到过黑心老板,带着劳动局的工作人员上门讨薪都讨不到还差点被打;她卖过保险,第一份保单卖给了姐姐;创业公司变成欠薪公司后,她还试过直播唱歌。如果说她的挣扎不知疲倦,那困境就像气泡,她总是从一个飘进另一个。她有了新的丈夫,生下了新的孩子,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事,但为了照顾婴孩,她无法再出去工作。钱钱钱,邬霞说,妹妹要被逼疯了。

  时光倒退十年前,纪录片《我的诗篇》摄制组要来拍摄新一代的打工作家邬霞。那是他们一家人第一次出现在聚光灯下。邬丽对姐姐说,他们是来拯救我们的吗?她差点哭了出来,不敢相信这是真的,但又觉得好运就要来了。

  没了工厂,断指、工伤、职业病、劳动纠纷也不会再有。工厂里涌现的老板、歌手、作家、诗人等,这些都将不复存在。如果不再需要工人,也就不会再有许立志笔下流水线上的兵马俑。

  走出共乐社区,是一个十字路口,这一边是犬牙交错的城中村,另一边已经高楼林立,有高层公寓、shopping mall,还有大酒店,是最标准的大都市面貌。小步快走,过了车流轰隆的宽阔马路,右转,经过李金秀曾经洗碗的砂锅粥店,左转,一条支路斜斜向上,叫铁仔路。邬霞说,这就是过去的工厂路。第一次来深圳,她就是沿着这条路去找她的母亲。

  路两边曾经许多工厂。纸品厂、塑胶厂、制衣厂、电子厂等等,穿着天蓝色工衣的打工仔打工妹、一辆接一辆的货柜车,随着厂门开启吞吐往复,想象当年的热闹景象,如今的铁仔路几乎要用安静来形容。右手边的峻业厂早已消失不见,厂房都被铲平,如今成了朗峻广场,几栋全玻璃钢的异形建筑坐落其中,像垒起的俄罗斯方块,取名数字创新港,看起来就是写字楼,但不知是尚未启用还是空置率太高,门前冷冷清清。往前走,塑胶厂也不见了。第一天来深圳时,因为妈妈还未下班,她待在工厂里的亲戚宿舍,如今那成了几栋高层公寓。再往前,是原来的运通厂,如今又成了一个广场,高耸着商住一体的建筑群,上有巨大的“旺铺招租”广告,还有一个孤零零的喷泉。邬霞说,这条街过去有许多服务打工一族的快餐店,随着工厂消失,都歇业了。铁仔路上曾经有一个照相馆,放工之后她们常去拍照,离这不远,还有一个小邮局,当年她就是怀抱稿件去那里投寄,它们全都消失无踪。

  然后,我们就来到了高松厂:低矮的院墙围起来的,几栋破败的黄色小楼。敞开的铁门上一块白纸板,手写“厂房招租”。说实话,听邬霞的描述,我原以为高松厂是一个如同富士康般的庞然大物,至不济也应该占地广阔。没想到要用不起眼来形容。铁仔路这一侧是一分厂二分厂,另一侧是三分厂,老板专门修建了一座过街天桥,但铁仔路并不宽,过街天桥也就有几分袖珍。天桥是全封闭的,进出口都在工厂内部,就像一条甬道,上有几个狭小的窗户,看起来更像碉堡的射击孔。这么设计的原因,是老板担心工人偷拿车间的成衣,从天桥上扔下去,搞里应外合。如今,入口处一把大锁,天桥早已废弃。

  高松厂并非空无一人,反而有些满满当当。原来的厂房一部分租给了快递公司,快递车就停在楼前。还有一部分厂房,也有新的公司入驻。一块黄色的“深圳市某某有限公司”的广告牌挂在一楼,缺省处是因为真的被撕掉了。我们走进左侧的二车间,那是过去邬霞上工的地方。这栋楼的外立面破了一个大洞,简直可让小汽车穿行。如今这里也有一个工厂,我们上到二楼,一个工人拖着推车轰隆隆穿过阴暗的走廊,仿佛来自时光黑洞。邬霞说,这都是一些只有一二十人的小厂,再不复往日高松厂千人出工的盛况。另一个今非昔比的证据是,工人们都不穿工衣了。

  我们绕到厂房背后的宿舍楼。当年排队打热水的锅炉变成了一堆废铜烂铁。每一层的阳台上挂满五颜六色的衣服,确乎没有工衣。宿舍已经对外出租,楼底停放着好几辆诸如烤鱿鱼、烤冷面的小车。邬霞说,她原先就住五楼。那时她喜欢穿露肩的吊带裙,妈妈不让,她们老是为此争吵,有次一气之下,她将所有吊带裙从五楼扔下去,吊带裙在空中飞扬,简直要飞了起来,倒是妈妈,又着急忙慌跑下去捡。

  站在高松厂的遗迹之中,你很难不回忆过往,而一切都烟消云散,回忆也就如玩笑般失去重量。2008年,邬霞在深圳《打工文学周刊》创刊号上,发表诗歌《吊带裙》:一个熨烫成衣的女工,那是她的自述诗。下一年,深圳工人成为美国《时代》杂志的“年度人物”,推荐语是这么写的:中国经济顺利实现“保八”,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,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,这些功劳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。然后又是一年过去,“世界大会”在深圳举办,千百个竞争作品中,一个普通打工妹骄傲的口号脱颖而出:“深圳,与世界没有距离。”当时的总结是,这反映了特区劳务工的视野扩大到了世界。他们依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美好生活的梦。

  而那段烈火烹油的日子,也被誉为深圳手外科的“黄金年代”。一位深圳的手外科医生,在出席联合国劳工问题论坛时,说他10年里做过大约4000例断指再植,相当于每天一例。说者神情平静,闻者无不诧异。当年的珠三角,工厂的机器每年要切断4万根手指,深圳的医生们操作了全中国最多的断指再植手术:按照手术难度,可分为指尖被削去、手指被卷成数段,又或者双手十指离断。

  这就是工厂时代的“打工”,工人不是与机器一起工作,而是成为机器的一部分,你可以形容他们是螺丝是齿轮是机械臂,或者任何冰冷可供驱动之物,机器不知疲倦,他们也要不知疲倦,直到鲜血迸溅,才能回复血肉之躯。在《中国女工》一书中,车间管理者给痛经的女工发不知名的止痛药片,防止她们离开身边的机器。疲惫的女工在夜晚尖叫醒来,因为人毕竟不是齿轮不是螺丝不是机械臂,而是会做被机器吞噬的梦。

  这也可以理解,为何对一个曾经进厂打工的人,工厂唤起的记忆,都是关于恐惧、无助以及逃离的渴望。从14岁到18岁,一个小孩像大人那么做工,她哭了两百多次;深更半夜,所有人都睡了,她在冲凉房换上终于不是工衣的新裙,一个人转圈;她还试图跳下五楼的窗户。我们总要做些什么拯救自己,于是她开始写作,午饭后她匆匆跑过甬道般的天桥,凌晨两点她苦熬着不睡,都是为了写,每天她要密密麻麻写满八页纸。她写那些富家千金的故事,写那些不用做工还有人爱的人生。想象越是贫瘠,渴望也就越是强烈,因为最能激起一个人愤恨的,往往是他自己的命运。

  邬霞试过一切办法逃离工厂。她去应聘文员,最后当上了仓库管理员;她购买了《剪报致富秘笈》,将报纸短章剪下寄给收录的文摘,心心念念以此赚钱;她和妹妹租下商场的柜台,但商场开张不久,承包方就卷款私逃;最后的希望放在写作上,她是打工作家了,被介绍去一位散文家的公司上班,第一件事是给散文家刷鞋。她抱着手稿去联系出版,对方说,要不给你介绍一个大款,至少四十岁。她说,我不漂亮。对方回,你也不丑。

  如果说命运的转机曾经一度触手可及,那必是纪录电影的拍摄了,这场旨在发掘新一代“工人诗歌”的文化运动,恰逢蒸蒸日上三十年后,人们开始回望来时路——蓦然间大家发现,连打工人都实现了代际更替,而打工人的孩子们也在写诗了。

  《我的诗篇》荣获上海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,她上了电视,参加了电影节如明星一般走红毯。

  参加电影节的当晚,有人告诉她,她很快就要梦想成真,拥有一份文字工作了。

  是的,在我拜访邬家这几天,邬霞的父亲邬发洲一直睡在里屋的床上。他饱受各种病痛的折磨,而十年前导致他自杀的重度抑郁依然没有远离,他满头白发,瘦得只剩一把骨头,他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。

  当我们坐在客厅,无论李金秀还是邬霞,都放低声音,不想让他听见那些过去的事。她们说,邬发洲是一个温柔的人,他爱美又爱笑,当李金秀去往深圳,是他在家给两姐妹编辫子,他能用鹅镰刀拾掇出顶好的柴,而他穿着雪白的裤子挑粪桶,更是长久留在邬霞的记忆里。后来他也来了深圳,因为年纪大了没有一技之长,只能当保安或者清洁工,在一个对女工的需求超过男工的就业市场,邬发洲的工作并不好找,他常常被辞退,有时就只能待在家里,他为一家人做饭,是邬家厨艺最好的人。而疾病欺负穷困的人,去医院一检查,身患的疾病突然就高达了九种。当邬霞一次次失败,所有人都觉得她该重回工厂时,是她的父亲说,你就待在家写吧。

  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晚上,李金秀说,她突然发现,丈夫不看电视,而是直直看着她。她问,你怎么一直看着我?丈夫说,夫妻之间,本来就是你看我我看你。第二天早上,邬发洲告诉妻子,他已经吃了老鼠药。她们立刻带他去医院。面对医生,他平静地说,医生,说来都好笑,我有糖尿病高血压胆结石脑梗塞,最近又失眠,非常痛苦。我家里条件不好,为了不拖累她们,我喝了老鼠药。

  医生从邬发洲的胃里抽出了十多盆黑色的水。病危通知单也下了。他虚弱地叫妻子,金秀,秀。妻子不理。他去扶她的肩,说,不要气。李金秀哭着吼,不要碰我。

  那是一段黑色的记忆,当她们焦急地送父亲去医院的时候,父亲悄悄牵了邬霞的手,对她说,对不起,幺儿。

  这天下午,邬霞说,要给我找找当年的照片。邬家什么都不多,就是照片多。过去三十年,不像别的打工家庭常常天各一方,邬家人一直在一起。他们都爱拍照,无论穷富逆顺,一家人自己珍惜自己。照片证明时光已逝,又如解剖切片般凝固当时当刻,它提示着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可以变成无数碎片,从这个意义上,它对穷人和富人都一视同仁。

  邬霞打开客厅一角的矮柜,从里面拖出几大包包得严严实实的袋子。这是李金秀的杰作,包得这么严实,是担心老鼠的进攻,而随着袋子被拖出,确实也有几颗老鼠屎翻了出来。

  袋子一层层打开,照片倾倒而出,时光碎片铺满茶几。看见我们翻出了照片,放工回来的李金秀也坐了过来,饶有兴致地和我们一起翻检。

  我看见了李金秀年轻时的样子,和现在判若两人。她身型苗条,穿一身白色套装,优雅地坐在草坪上,繁重的劳动还没有压垮她眼里的笑意,背后是深圳苍翠的棕榈树。我还看见了步步生风的邬发洲,他大步走在工厂的走廊上,确实如邬霞所说,年轻时的父亲有一张秀气的脸。李金秀说,就是在这个工厂,第一个月,丈夫只赚了八块钱。而照片背景里的那栋工厂宿舍楼,就是她现在洗碗的地方。

  我还看见了两姐妹小时候的样子,一个七岁,一个五岁,稚气地站在老家的土屋前。有时候照片也能骗人,父母从深圳寄来照片,他们一人一套牛仔衣,站在高楼大厦前,气势勃勃让人神往,后来才知道,高楼大厦只是照相馆的布景。然后邬霞自己也来了深圳,她身量还未长开,站在镜头前,伸出细瘦的胳膊,就是一个孩子。在那家消失了的照相馆,一家人留下许多影像,他们有时是笑着的,有时又一脸严肃,邬发洲有次还拿了把吉他,大概是照相师的创意。1998年、1999年、2000年,他们拍下新年留影,然后是邬霞18岁生日留念,她已经高过了母亲。妹妹也来了,有一张她在工厂当文员时的照片,抓拍了她抬起头的一瞬间,淡淡的眉眼下,青春的气息仿佛要逼退镜头。

  邬霞翻出了当年高松厂包装部的女工合影,她和母亲靠在一起,就在第一排。李金秀说,照片上的女工们后来都散入四面八方,不知去向。邬霞记得一个女工,当年自己剪不完线头,她剪完了就来帮自己,但名字她忘了。合影中有唯一一个男性,是包装部的经理。邬霞说,他姓黄,绰号黄狗,因为他总打女工的主意。而他掌握的权力,只是能指定谁可以多坐一会儿。一个女工逢周末去给他洗蚊帐洗被子,但黄狗早已结婚,女工最后只是黯然离厂,嫁回了老家的山村。

  随着照片被翻出来的,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。有一家人的暂住证、就业证,在不同工厂的工作证,宝安区签发的临时工劳动手册。在李金秀的一张入厂证上,手写的出生年月,1958年的“5”确乎被小心翼翼改成了“6”。还有一封泛黄的老家来信,1999年2月23日,信里面,亲戚让父亲放心:你的田土今年我们是种着的,不会让生产队收走的,你们也不会饿死的。

  而他们终于也没有回去四川老家。照片越聚越多,时光在其中飞逝,两姐妹都长大了,父母也老了。邬发洲胖了又瘦,一家人为他庆祝60岁的生日,他出院了;皱纹爬满李金秀的脸,纪录片摄制组要来家里拍摄那天,她开心地去烫了头发;一家人再次合照的时候,邬家出现了第三代,邬霞有了两个女儿,照片里她们先是婴孩,然后慢慢长大;邬丽有了十八岁的大儿子,寒暑假他都去餐厅打工。有一次在商场,邬丽看见三个男孩在商场餐厅围炉火锅,她告诉姐姐,他们和自己的儿子差不多大,但人家条件好,约上同学吃饭,而她的儿子端着蘑菇,地上一滑,跪在地上。

  “好多次,我心里好恨自己。我不是跟他们说一定要成功吗,为什么就是成功不了。”李金秀上班去了,照片被重新打包收拢,我和邬霞坐在客厅,两个女儿在里屋玩手机,父亲也昏睡着,客厅里安静极了。邬霞说,她不是没努力过。

  只是写作不能改变她的命运。至少,打工文学带不来钱。还是好多年前,在一次打工作家的聚会上,一位声名赫赫的打工作家就说,他们一个比一个穷,她决定去做生意。那是另一个传奇故事了,这位曾经被评为深圳“20年20人”的打工作家,弃文从商,生意越做越大,她所有的梦都实现了,代价是因非法集资锒铛入狱。但即使认清了这一点,邬霞又能做什么呢?她学过烤鱿鱼、铁板烧;有人要带她去香港卖奶粉赚大钱;一个文友让她贷款十万理财,还有一个教她办几张信用卡来回倒;她试过拉群带货,但拉来的文友不仅穷还无聊,在群里发算命链接;她也试过直播唱歌,两个小时分账0.7元。

  只剩下写了。她被介绍去一家公司当写手,给老板们写传记。对方说,知道她是才女,拿到的料都给她写,人家拿两万,她拿一千。一位富裕的文学爱好者,只图名不图利,提议她给自己代写一本,稿费归她,邬霞觉得是个好主意,但文学爱好者人忙事多,好像把这事给忘了。到第三本书出版的时候,出版社让她签两千本签名本,她自购完10支金色签字笔,银行卡里只剩100.99元。

  还有人给她介绍过商机,和人假结婚,给她五万,对方能多出一个购房指标。但她社保年限不够,提议再等等,如今房市下行,这样的好事也成了昨日黄花。她抱着牺牲的态度去相亲一个老头,和李金秀一个年纪。但老头没看上她,说她没一点精神。老头还问她,你怎么就不能继续打工呢?

  “我想过,但还是……好像没有勇气再去打工了。”邬霞淡淡地说。她曾经拼尽一切,就为了逃离工厂,逃离打工的痛苦,她以为文学可以帮助她,但文学不可以,她失败了,但她并不后悔。你可以感受到,前半生的打工生涯带给她的恐惧,从14岁到41岁,那种恐惧像怪兽一般盘踞心底。她经历过,也看见了打工带给邬家每个人的痛苦,她的母亲有一双变形的手,她的父亲被扇过耳光,而妹妹在不得不再次打工的时候,对她说,姐,我害怕。一想到工厂,身体里每一颗细胞都在对她喊,快跑,快跑!后来的岁月,她只是希望藏得越深越好。工厂都消失了,她的恐惧还没有消失。

  嗯,她点点头。过去有人劝她,应该继续去不同的工厂做工,这样才能丰富她的经历,拥有更多的素材写出更好的作品。她知道这是对的,但就是做不到。

  她就像进入了一条死胡同,工厂消失了,写作看不到出路,而零工时代的清洁工、护理工、小时工、外卖员她也通通不要做,她只是顽固的留在原地。她知道许多人在冷眼看她。为啥不去打工?不像许许多多曾经的、当下的打工作家一样?某种意义上,“认清现实”,是这个世界最残酷的一句话,而我们每个人都要在人生中的某个阶段承认这一点,这也是一种能力,不然就无以保持“体面的退场”。但漫长的前半生之后,邬霞不想再拥有这种能力了。她看着我,说只有母亲,只有母亲,没有一点其他人可以评判她。她的眼神诚实得就像一只困兽。

  “这些人都没有资格来数落我,我拖累了我父母,只有我妈妈,她才有资格。我没有吃你的用你的,没有找你借一分钱,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?我天天在写稿,哪怕没挣到一分钱,我也是在努力啊。我不是没努力过,我不是在好吃懒做。”

  她不得不为自己的“任性”付出代价。最近妈妈在餐厅扭伤了腰,不能再捡垃圾,餐厅经理只是说,下次别这样了。仿佛错的是她一样。而大女儿有一次就说,妈妈你去工作吧,不然同学问我你在哪里上班我怎么回答?小女儿在一旁出主意,你就说是医生!但大女儿不依不饶,难道我跟他们说我妈妈是窝囊废,天天在家里打电脑。倒是妹妹说,妈妈告诉她,邬霞出书了,她内心还是骄傲的。

  但出书有什么用呢。她那300万字的手稿都不知去向。好多年前,她把手稿交给了一个文友,对方告诉她会捐去异地的打工博物馆。她想象过自己的手稿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情形,卷起边的白纸本,密密麻麻的字,她想不知别人看了作何感想。但后来才知道,就没有这样的博物馆,文友只是把她的手稿放在家里,然后,不见了。

  现在,作家邬霞在参加自考,《系统集成工程管理》,她要当工程师。好厚一本书,她天天看,越看越不会。有了工程师证书,落户深籍就有了资格。她有两次考试机会,第一次已经考砸了,大女儿明年就上初中,没有户籍只能上私立中学,她还剩一次机会。

  一切只能如此了。人生就是这样无可逃避,不得解脱。并不是所有的难题都能解决,所有的代价都能偿还。在深圳这座特大城市,邬家人生活了三十年,工厂出现了,工厂又消失了,而那些遗憾、痛苦、不甘、难以痊愈的创痕从未放过他们。只是时光短暂,一家人还在一起。

  9月下旬,邬发洲又住院了。他说,我真是个大祸害。一家人轮流去照护,李金秀晚上下班了去陪床,邬霞早上送两个女儿上学后去接班。邬丽每天在家做好了饭送来。有一天,邬霞去楼下接饭,妹妹从阴影里闪出来放声大哭。她们安慰彼此。邬霞收到了《北京文学》发来的稿费615元。在邬家三十年困窘不安的生活中,这样的波折也是常有之事。他们总是幸存下来。二十多天后,邬发洲出院。回到共乐社区,李金秀将瘦小的丈夫放在小推车上,拉着他走向巷子里的家。邬霞用旧手机拍下了两个老人的背影,一个佝偻着,一个蜷缩着。照片如此残酷,奇怪的是,却莫名有一点点温馨,大概是因为,在寸寸消失的光阴中,这是证明一家人真切存在的,新的时光碎片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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